那一年，一群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身上只有少量英镑和先令。

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如前所述，这种分配造成中国在IMF内投票权的弱势。

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系列经济衰退的反思：标志一战结束的凡尔赛合约在战争赔偿及债权问题上未能考虑各国国情，导致英、法、美的战争债务全部落在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德国身上，造成大量坏债，引发了1931年银行危机。此外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来者，中国也需要对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国企业、银行给予适当保险措施。（3）相比ADB等机构按照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的制度，亚投行的投票权按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加权计算得出，这也有利于区域内较小成员国获得话语权。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但与此同时，部分企业（例如部分保险、航空、有色金属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逆势扩张、损失惨重的案例也充分说明，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时尚显经验不足。

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多国达成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协议，包括由建设银行担任的伦敦清算行，中国银行担任的法兰克福清算行和交通银行担任的首尔清算行。（2）亚投行董事会大部分席位将分配给亚洲各国，较小的亚洲成员国有更大机会发声。在日本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的逐渐紧张，劳动者收入获得提升，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因为随着人口、资金等约束条件的接近上限，实体经济与政策本身的腾挪空间已经被明显压缩。因为正是在生产要素驱动到生产力驱动的转折点上，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短期硬着陆，潜在增长率触及减速带及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担忧某种程度上说明人口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潜在冲击已经开始被广泛关注。从相反的角度看，在一个潜在增速下移、并存在周期性过热的经济体，如果叠加逆周期的紧缩政策，那么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更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一方面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中枢的降低会是十分温和的，另外，也使得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有所降低，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七、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政策含义 （一）经济周期波动可能短期化，经济过热与经济硬着陆之间的切换更为频繁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一个经济体合适的、可持续的增长水平或者稳态水平时的潜在增长率就取决于负债融资能力、投资配置效率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

这为日本在80年代成功越过库兹涅兹拐点，跻身高收入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3）其三是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日本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中国自2002年以后失业率也出现下降。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相继越过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人口结构的约束将促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结合农村居民的工资增幅近年来的上升，更能说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几乎更早。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这意味着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递减趋势。

为中国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资金。3、储蓄率下降、真实利率上升所产生的融资成本整体上升风险 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从而一对一地提高负债方融资的整体成本，将反过来对资产方的投资配置产生冲击。

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为数不多。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上述影响，同样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例如，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会促进消费动力的增强，同时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初期，往往容易促进企业更多转向劳动力替代的资本投入，促进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国民储蓄一般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进一步对比，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跨过刘易斯拐点，90年代中期跨越人口红利拐点，期间的时间跨度接近40年，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日本成功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转变，然而中国从2003年前后迎来刘易斯拐点，到2015年前后关闭人口红利窗口，所经历的时间仅略超10年，因此，中国在今天所面临的人口结构转变压力远远大于日本。但是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显然快于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严重的未富先老问题。1）如果将生育率低于标准水平的2.1、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15～64岁劳动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总量开始下降作为人口结构变迁的四个拐点，对比发现：日本跨越这四个拐点的三段时间间隔分别为30年、10年、5年，而中国则为20年、0年、5年，这意味着中国将会比日本以更短的时间节奏分别跨越人口结构的四个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为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果。3）即考虑到未来中国中西部城市仍存在较大的城市化空间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但是能否成功承接东部城市完整的产业链尚存不确定性，而且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升也可能难以重复东部的路径，房地产价格也难以重演东部和发达城市的上升速度。1、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弱化 中国过去10多年，基础货币的扩张根源于中国充裕劳动力资源集中制造业和出口贸易部门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及外汇占款。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所产生的基础货币创造机制将会逐步减弱，这将成为限制流动性扩张的根本因素。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跨过刘易斯拐点30年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的两大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

然而，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本身即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1）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10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较大的基础投资需求，其需求扩张的速度也不及10年迅速，因此，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并非资产配置的最优选择，例如在非发达地区建设机场、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建设高速公路等，其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相反，人口抚养比较低的经济体通常会经历通胀，墨西哥是一个案例。

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样，她拥有三大会计报表[1]：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利润表。可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负面冲击。

2、FDI存量资金的退出风险 一直以来，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激励机制是吸引大量FDI进驻中国的关键推动力，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确认三个事实：城市化率超预期、人口结构老化速度超预期、人口东进趋势的接近终结。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依旧享受人口红利直到90年代初，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跨过刘易斯拐点后至今处于人口红利窗口阶段。因此，实体经济更容易表现过热的特征。按照国际标准，如果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提高至14%这两个指标作为衡量一国人口老化的标志，那么对比发现：1）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跨度通常在40～100年，英国经历47年、德国经历40年、美国经历73年、法国经历115年完全超越14%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以刺激经济，提高产出，而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兹拐点的左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制造业成为民工荒的重灾区，随后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现象。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不到3500美元，而日本1990年的人均GNI则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却拥有相同的人口结构。

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持续下降，老年占比持续上升，并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少年人口减少，总人口抚养比将持续上升与众多金融论所不同，全书渗透着一种军事战略的思想精髓，将古今中外的军事战略思想引入金融领域，创新性地提出了金融体系的六大战略金融安全的五大维度金融外交的六大经略金融改革的六大平衡以及金融公平的六大摆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治国战略论。

鉴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具有开放、兼容的市场属性，为此，国际竞争、国际融合、国际协调，成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雷曼冲击后的世界，或将长期面临金融风云密布的时代。因此，在西方社会，金融历来被视为政治的后院，具有深刻的政治属性。如此，才有美国国债与美元的恒等关系，欧债危机才被视为欧元的危机。

财富与权力关系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国王不能随意征税，国家预算不足的部分，只能靠发国债来补充。

——《金融国策论》读后 金融作为国策日益受到重视，这一点已经没有疑义了。在开放经济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金融安全本质上关系到国家安全，对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均具有重大甚至转折性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金融成为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是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市场保障。在西方国家，资本和市场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两大工具。